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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董事會宣布


  本團藝術總監蔡錫昌先生於完成本年度劇季,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後,將卸任藝術總
  監一職。蔡先生既為新域劇團的創辦人,在過去十年領導劇團,工作不遺餘力。他與劇團有極
  深的淵源,在卸任後,將成為本董事會的榮譽主席。


  劇團下任藝術總監將由盧偉力博士出任。盧博士是身兼編、導、演、評論、研究、教學與策劃
  的資深劇人,一直為本港劇壇服務。他本為劇團董事,近年來以副藝術總監身份,多有參與劇
  團前線工作。董事會深慶得人。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美妙的緣份

蔡錫昌

 

佇立在甘肅敦煌文化研究所正門外的庭院裡,有一座人像,戴著粗邊眼鏡,大約五十來歲,穩重的身材,神態謙和自若。石像下面的標題說:「敦煌守護神常書鴻」。 二零一三年九月本人曾到莫高窟和榆林一遊,也在常先生的石像前留影。沒想到,九年後的今天,我竟然編、導了一齣關於常先生生平事跡的《風鐸‧敦煌》,這真是一個「美妙的緣份」!

 

這個緣份的開始,是二零一六年的 《水滸》。香港戲劇工程為了超越狹小的北區大會堂的限制和選擇適合北區居民的題材,毅然開始了「文化中國」的作品系列,二零一七年是《三國》,二零一八年是《鑄情 — 羅密歐與茱麗葉遇上牡丹亭》,二零一九年是《詩聖杜甫》。隨著香港戲劇工程開始專攻兒童劇,「文化中國」系列改由新域劇團接棒,先有二十五周年團慶的《三國》,演出於香港大會堂劇院,繼有二零一九年由盧偉力編劇、本人導演的《布萊希特‧周恩來‧二三事》,和去年的《詩聖杜甫二‧零》。於是,六年間「文化中國」系列便有了六個作品。至於風格方面,不論是體裁的變換或是原創,都別具創意;譬如《水滸》和《三國》兩劇,分別只用了五、六名演員分飾原著章回小說裡的大量角色,加上說書人式的「跳出跳入」,把傳統的說故事方法運用於現代劇場之中。

 

「文化中國」系列原來的軌跡,是遊走於傳統,選材自不同年代的歷史,和不同體裁的原著或有關的人物故事。我國歷史文化何其源遠流長,精深廣博!於是在選材的時候,真有琳琅滿目,愛不釋手之感。在完成《水滸》和《三國》之後,許多人以為中國四大奇書餘下的兩部會是必然之選,但結果不是。雖然我心已旁騖,但是玄奘法師的事跡已進入眼簾,吸引我注意到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帶 — 河西走廊,而在這大西北與西域、中亞,甚至歐洲連接的通道上面,發生那許多動人的人和事,都值得一一推介。後來,經與好友張秉權博士商討之下,他介紹了常書鴻的事跡,《風鐸‧敦煌》一劇的創作便萌芽了。

 

寫傳記式的戲劇最重要在不歪曲事實的情況下創作;有些人可能天馬行空,以博一粲,又或者好像以娛樂為重的電影,把事實胡亂篡改。常書鴻與敦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如何呈現常先生為敦煌奮鬥,從而介紹莫高窟的種種,便是《風鐸‧敦煌》的要旨。常先生獻身敦煌工作五十年,這跨度也使到劇本具史詩式的格局。

 

先生一生的大事中,比較重要的當然首推一九三六年他在巴黎賽納河邊書店與伯希和《敦煌圖錄》的邂逅和接著在吉美博物館目睹 「華嚴經七處九會變相圖」實物的震撼。可是,《風鐸‧敦煌》故事開展的 Point of Attack,選擇把時地推後至一九四三年的重慶,當時剛從莫高窟做了首輪考察回來的常書鴻,正試圖遊說對敦煌十分抗拒的妻子陳芝秀一同到敦煌去,這也為她日後的離異埋下了伏筆。一九四五、四六兩年對先生同樣是非常重要,首先,陳芝秀捱不住敦煌無窮的艱苦而下堂求去,接著國民政府停辦敦煌藝術研究所。在這雙重打擊之外,研究所第一批人員隨著抗戰勝利也紛紛離開。於是,先生墜至人生的低谷。一九四五年年底,先生和女兒常沙娜在蘭州開父女畫展,企圖振作。果然,畫展的成功給先生帶來了希望,更衍生了一個緣份:從事染織行業的美國葉麗華女士十分欣賞沙娜的才華,她向先生建議,要當常沙娜的監護人,贊助她到美國波士頓深造去。(這承諾結果三年後兌現。)蘭州之後,先生再到重慶,成功遊說中央研究院的支持,重整旗鼓。在前往應徵的人之中有李承仙,經友人撮合,她後來更成為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先生如何走出陰霾是戲劇的轉捩點,劇本杜撰了沙娜出國前父女在敦煌洞窟中的一番對話,臨別贈言既是人之常情,也藉此道出了許多的因果、道理和人情。善良聰慧的常沙娜愛護父親,也接濟了晚年落拓不堪的母親。在劇本中,她甚至促使父親與弟弟的和解,以她的親和力量,為家庭的創傷而作出彌補。

 

《風鐸‧敦煌》說的是常書鴻的故事,當然要推介敦煌。第二百五十四窟的薩陲太子捨身飼虎圖最感動先生,因此佔有重要的篇幅。透過劇情而自然帶出的,還有第四十五窟的彩塑群像、第二百二十窟的維摩詰圖和第六十一窟的供養人故事。當然,作為敦煌重要標誌之一的飛天和本劇的主題意象:莫高窟九層樓和它的風鐸,在劇本中時有出現。其實,敦煌的故事往往也是人的故事,除了主角一家成員之外,在劇中互相輝映的,還有研究所的人員和古代畫師兩伙,透過前者,希望反映敦煌保育事工的種種艱辛和奉獻精神;透過後者,希望莫高窟的無名英雄得以表揚。

 

在常書鴻接手莫高窟保育工作之初,真可謂百廢待舉,工作十二分艱巨。但說到底,縈繞先生心中深處有兩大問題:一,如何修復敦煌的壁畫;二,如何務使被人掠取而散失世界各地的文物回歸敦煌。敦煌之珍貴,乃因有一千四百餘年歷史,是集中國、希臘、波斯與印度文化於一堂的藝術寶庫。敦煌保育之需要,也在於這些文物有巨大物理存在的危機。以壁畫的臨摹工作而言,於是便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有人根據壁畫當時的破落情況而臨摹、有人憑畫家的想像畫出壁畫的原貌、有人中間落墨。有趣的問題是,無論採取那種方法,包括近年間以電腦技術重現的版本,都不會是「原裝」的壁畫;正如佛家所言,清晨的蠟燭和昨夜燃點時的蠟燭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哲學的視點,保育工作當然是要做下去。至於散失了的文物,先不說從世界各地博物館回收的可能性之渺茫,可是這些「差不多原裝」的文物壁畫在管理得宜的地方,倒是好好的保存下來了,這也是一個很難解拆的悖論,就好像常書鴻先生不可逆轉的家變一樣,甚或在文革時期他遭受迫害的痛苦一樣,當事人如何自處?

 

在《風鐸‧敦煌》的初稿之中,因為有「河西走廊」上的人物的考慮,角色方面還有玄奘法師和張騫二人,後來發覺以一劇的篇幅,實在難以裝載,便把張騫的故事放棄了。玄奘法師在《風》劇的出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敦煌本身就是佛教的聖地。然而,站在戲劇結構和效果而言,玄奘就成為了常書鴻的 Confidant,他的 Alter ego,也是他的生命導師。透過玄奘的鼓勵、開解和啟發,常書鴻心中豁然開朗,得見新天。先生生前雖然曾說過他不是佛教徒,可是他在敦煌待了這麼多年,佛教潛移默化的功效是可以想像的。在劇中因為玄奘法師的關係還出現了兩位特殊的人物:為了向《西遊記》致意,劇中還真的出現了一位猴王。猴王固然是虛構,但另一位東來唐朝的東方亞述教會的阿羅本主教,卻真有其人。這教會在唐朝被稱為大秦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於一六二三年在西安出土,碑額上有從蓮花浮現的十字架和從雲中吐露的火焰,一九五四年崇基學院即以此圖案為學院的校徽。玄奘與阿羅本同期在敦煌的戈壁沙漠上出現,一個西往,一個東來。我福至心靈,在劇中寫了一場二者的對話,名叫「空性」。

 

身兼編劇與導演於一身的情況有一定的方便,但也往往是前者向後者找麻煩的時候,《風鐸‧敦煌》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蓋因寫作時總是天馬行空,任意飛翔,尤其是這劇。幸好一班設計好友,以有限的資源共襄其事,亦有一批非常具實力的演員參與演出,(相信某程度上都是因為常書鴻和敦煌而受了感動吧!)所以,對於舞台呈現的成果,我自己也是充滿期待的!

 

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歌詞有云:「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好像杜甫和常書鴻這些先賢身上閃耀的人性的光輝,正是「文化中國」系列要傳揚的。敦煌的故事正在延續:二零一八年,「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一九九七年,常沙娜為香港回歸祖國設計的《永遠盛開的紫荊花》貼金銅雕,正安放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而她本人依然健在。《風鐸‧敦煌》一劇,是本人以微薄的力量,向常先生和他的家人的致敬和對敦煌的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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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化中國」系列的反饋,張秉權兄笑言說是本人這個「番書仔」的文化回歸。不錯,秉權一九八二年參與當年我為中大學生會主辦的「中國文藝節」而籌辦的「中國話劇擷萃」講座系列,目睹我把中國現代戲劇囫圇吞棗的惡補,然後「半」槍上陣主持講座。從那個開始到今天的《風鐸‧敦煌》,他是絕對有資格給我這個評語。可是,他這句話可能只說對了一半,因為我覺得透過「文化中國」系列,我真正回歸了劇場。這話怎說?綜觀自己大半生的戲劇工作,都是為了興趣或意義而作的,譬如沙田話劇團的「社區劇場」、新域 的專業化、中大邵逸夫堂年代的許多戲劇研討會和出版等等。到了坐上新域劇團藝術總監的位置,也屬隨緣而至,因勢利導的事情。可是,為了應付「文化中國」系列的編導工作,我為自己創造了進修的機會和思想的空間,至於創作的難度,也迫自己使出渾身解數。說實話,我是非常感恩的,感恩上主給我這個能力、感恩家人的支持、感恩合作無間的團隊和董事會、感恩朋輩的擁護。當然,還少不了私人和機構的資助。完成了《風鐸‧敦煌》,我的抉擇是從藝術總監的位置上「下架」了;沒有很特別的原因,反正都已經十年,就由一個有心人接棒吧!沒有很特別的打算,然而想創作的意欲依然存在,那麼就讓我在以後的日子裡,迎接未知的驚喜或挑戰,和必然的結局。

  

從二十九首詩看杜甫一生        

 

《 詩聖杜甫》編導蔡錫昌編

 

(粗體詩句為《詩聖杜甫》一劇所用)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二十四歲的杜甫投考進士落第,開始遊歷天下。在北遊齊、趙(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時候,杜甫寫下了三首《望嶽》詩,分別吟詠了東嶽泰山、南嶽衡山和西嶽華山,這一首就是望東嶽泰山所作。作爲現存最早的杜甫詩作,全詩字裏行間都洋溢著一種青年人蓬勃向上的朝氣,詞句間氣勢磅礴,情調高昂,風格明快,具有詩人早期詩歌開朗豪放的特色。

 

 

《贈李白》

(節錄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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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此詩作於西元745年秋,時李白遭奸佞排斥、被賜金放還,漫遊齊魯,與杜甫幸會於山東,由於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此詩表面看來,似乎杜甫在規勸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樣潛心於煉丹求仙,不要痛飲狂歌、虛度時日,何必飛揚跋扈、人前稱雄。實際上,詩人將自己的憤懣之情,訴之筆端。他的感慨既是爲李白而發,也有自責之意。此詩突現了一個狂字,顯示出一個傲字。傲骨嶙峋,狂蕩不羈,這就是杜甫對於李白的寫照。這首七絕,沉鬱有致,抑揚頓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詰口吻,把全詩推向了最高潮。次年,杜甫至長安,開始了十年求官的歷程。

 

 

 

《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云。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此詩是唐玄宗天寶五載(746年)或天寶六載(747年)春杜甫居長安時所作。天寶三載(744年),李白和杜甫在洛陽相遇,二人十分投機,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他們一起到宋州,在單父(今山東單縣南)以北的汶水上,和詩人高適相逢。後來又一起到大梁城。分手後李白趕往江東,杜甫奔赴長安。到達長安後,杜甫寫了好幾首懷念李白的詩,這首便是其中之一。

全詩以贊詩起,以“論文”結,由詩轉到人,由人又回到詩,轉折過接,極其自然,通篇始終貫穿著一個“憶”字,把對人和對詩的傾慕懷念,結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寫得深厚無比,情韻綿綿。

 

 

 

《飲中八仙歌》

(節錄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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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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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寶五載(746年)四月,杜甫初至長安。

李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李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八人俱善飲,史稱“酒中八仙人”。 《飲中八仙歌》的情調幽默諧謔,色彩明麗,旋律輕快。在音韻上,一韻到底,一氣呵成,是一首嚴密完整的歌行。在結構上,每個人物自成一章,八個人物主次分明,每個人物的性格特點,彼此襯托映照,有如一座羣體圓雕,藝術上確有獨創性。正如王嗣奭所説:“此創格,前無所因。”它在古典詩歌中的確是別開生面之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節錄六句)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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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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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此詩作於唐玄宗天寶七載(748年),時杜甫36歲。韋左丞指韋濟,時任尚書省左丞。他很賞識杜甫的詩,並曾表示過關懷。西元747年(天寶六載),唐玄宗下詔天下有一技之長的人入京赴試,李林甫命尚書省試,對所有應試之人統統不予錄取,並上賀朝廷,演出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杜甫這時應試落第,困守長安,心情落寞,想離京出遊,於是就寫了這首詩向韋濟告別。詩中陳述了自己的才能和抱負,傾吐了仕途失意、生活潦倒的苦況,於現實之黑暗亦有所抨擊。

 

求人援引的詩篇中,常人寫來,不是曲意討好對方,就是有意貶低自己,容易露出阿諛奉承、俯首乞憐的寒酸相。杜甫在這首詩中卻能做到不卑不亢,直抒胸臆。 詩人主要運用了對比和頓挫曲折的表現手法,將胸中鬱結的情思,抒寫得如泣如訴,真切動人。這首詩應該說是體現杜詩「沉鬱頓挫」風格的最早的一篇。

 

 

《兵車行》

 

(節錄六句)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唐玄宗在天寶年間對邊疆少數民族頻繁發動進攻。八載(749年),哥舒翰奉命進攻吐蕃石堡城(在今青海省境內),久攻不下,後雖僥倖取勝,但所部六萬三千人損失大半;到這年冬天,所派駐龍駒島(在青海湖中)的二千戍卒也全軍覆沒。十載(751)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又奉命進攻南詔(主要轄境在今雲南省),結果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由於這兩次戰爭中喪師钜萬,朝廷乃大舉徵兵。這件事,在《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二》裏有生動的記載。

 

《兵車行》以時事入詩,所謂 「即事名篇」,是樂府詩的創體,奠現實主義詩歌的宏基。

 

 

登長安慈恩寺塔

(節錄四句)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這首詩是杜甫在天寶十一年(752年)秋天登慈恩寺塔寫的。慈恩寺是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太子李治爲紀念他的母親文德皇后所建。寺在當時長安東南區晉昌坊。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三藏法師玄奘在寺中建塔,即慈恩寺塔,又名大雁塔。《詩聖杜甫》劇中套用本詩兩句,即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語譯為:俯看終南諸山忽若破碎成塊,涇渭之水清濁也難以分辨。從上往下一眼望去,只是一片空濛,哪還能辨出那裏是都城長安呢?充份表達了詩人憂時愛國之心。

 

 

《麗人行》

(節錄八句)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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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詩當是天寶十二年(753年)春所作,諷刺楊國忠兄妹驕奢淫逸。首二句提綱,「態濃」一段寫麗人的姿態服飾之美,「就中」二句點出主角,「紫駝」一段寫宴樂之奢侈,「後來」一段寫楊國忠的氣焰和無恥。整首詩不空發議論,只是盡情揭露事實,語極鋪張,但含蓄得體,無一正面刺譏語,而諷意自見,是一首絕妙的諷刺詩。全詩通過描寫楊氏兄妹曲江春遊的情景,揭露了統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醜態,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夕的社會現實。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節錄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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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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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

吾寧舍一哀,裡巷亦嗚咽。

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詩是杜甫被授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不久,由長安往奉先縣(今陝西蒲城)探望妻兒時所作。詩人憂國憂民、忠君、念家、懷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一博大浩瀚、沉鬱頓挫的宏篇巨製。此詩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千古名句,形象地揭示出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詩歌反映了人民的苦難,揭露了執政集團的荒淫腐敗,是杜甫「史詩」中的第一首長篇作品。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杜甫被禁于長安時中秋望月思家之作。此詩借助想像,抒寫妻子對自己的思念,也寫出自己對妻子的情懷。首聯想像妻子在鄜州望月思念自己;頷聯說兒女不理解其母的思親之情,即表達詩人也懸念兒女;頸聯寫妻子獨孤中的美態;尾聯寄託未來團聚共同望月,反襯今日相思之苦。全詩的「對寫法」構思新奇,章法緊密,明白如話,情真意切,深婉動人。

 

 

 

《哀江頭》

(節錄六句)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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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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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秋天,杜甫離開鄜州去投奔剛即位的唐肅宗,不巧被安史叛軍抓獲,帶到淪陷了的長安。舊地重來,觸景傷懷,詩人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第二年春天,詩人沿長安城東南的曲江行走,感慨萬千,哀慟欲絕,《哀江頭》就是當時心情的真實記錄。「昭陽殿裏第一人」所指的是楊貴妃。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杜甫陷賊中八個月,大約寫了二十來首詩,論深沉含蓄,當以此詩爲最,句句都有言外之意,很值得品味。春望的 「望」表達了對家人的懷念;對國家前程的絕望憂慮;對自己廉頗老矣的慨嘆。本詩通過描寫安史之亂中長安的荒涼景象,抒發了詩人憂國思家的感情,反映了詩人渴望安寧、嚮往幸福的願望。

 

 

 

《述懷》

(節錄二句)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詩人逃離長安,衣衫襤褸的到鳳翔拜見唐肅宗。至德元年 (756年)五月十六日獲任為左拾遺。唐制有左右拾遺各二人,雖然只是一個從八品的官兒,但因系諫官,能常在皇帝左右,並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見。因在流離之中,益覺主恩之厚,所以涕淚而受官。詩人說自己既不能分身,那就只有寄書妻子,但寄書又得不到回信,故多想像揣測之詞,恐妻子盡亡,自己將成一個孤獨的人。

 

 

 

「三吏三別」之《無家別》

(節錄二句)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三吏三別」是杜甫在乾元二年(759年)八月創作六首詩的概稱「三吏」包括 《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 「三別」包括《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時值安史之亂,詩中真實地描寫了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在戰亂、黑暗、民不聊生的社會動蕩時期所受的痛苦和災難,生動地展現出平民淒慘的生活悲劇。杜甫目睹了這些事件,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同時對官吏迫害、奴役平民感到深惡痛絕。但他擁護王朝的平定叛亂,希望人民忍受苦難。其矛盾而複雜的思想情感,體現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面貌。

 

 

 

《空囊》

(節錄二句)

 

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此詩當作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當時杜甫棄官由華州寄居秦州同穀(治今甘肅成縣)。這時戰亂動盪仍未平息,詩人生活極其艱難。

 

這首五律措語平實,莊諧間出,頷聯以莊語見清操,尾聯以諧語抒感慨,相得益彰。而音節拗折,是一首拗律,如首聯“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兩句,一孤平一單仄,不求諧聲;俯首拾柏,柏味甚苦,此句相應多仄聲,明霞仰頭可餐,其意甚高,此句相應多平聲,可謂聲情相符。

 

 

 

《立秋後題》

(節錄二句)

 

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此乾元二年(759年)立秋次日所作,杜甫四十八歲。此詩前四秋後之景,後四所題之意。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底,詩人因上疏護房琯而得罪肅宗,受到排斥,終於棄官而去,遠走四川,來到了成都。一開始,詩人一家寄居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寺,靠著「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爲生。第二年春天,詩人在距離草堂寺不遠的浣花溪邊修築了一間草堂,自食其力,以耕種爲生。

 

詩人的傳世詩作中,寫雨的不在少數,而以「喜雨」爲題的有四首,唯獨《春夜喜雨》最爲膾炙人口。平常之景最爲難寫,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且如此真切入微,令人如臨其境,只有大詩人能夠做到。這首五律,前兩聯用流水對,把春雨的神韻一氣寫下,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體。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這是上元二年(761年)春天,杜甫五十歲時,在成都草堂所作。這首詩寫於客人來訪時,前兩句描寫居處的景色,清麗疏淡,與山水鷗鳥爲伍,顯出與世相隔的心境;後面寫有客來訪的欣喜以及誠懇待客,呼喚鄰翁對飲的場景,表現出賓主之間無拘無束的情誼,杜甫爲人的誠樸厚道躍然紙上。詩中流露出一種閒適恬淡的情懷,詩語親切,如話家常。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節錄五句)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本詩是杜甫現實主義名篇,全詩依據切身的生活,如實寫來,感情真切,語意深沉,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本詩前半部寫自己如何在暴風雨中受害,後半部更直抒胸臆,表示熱愛人民的博大胸襟,想到的不是如何設法改善自己的住宿條件,而是天下的窮人,是何等博大的胸襟!

 

本詩語言通俗平易,造句靈活多變,不受任何束縛,但細讀又發現字字閃光,如玉似金,顯露詩人在語言上千錘百鍊的功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節錄二句)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

 

 

杜甫好友嚴武自從上任成都府尹後,常常到訪杜甫。嚴武深知這位朋友屢屢在官場失意,生活困頓,於是就想招他入幕。無奈杜甫這時對於官場實在無意,故婉拒好友的邀請。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節錄四句)

 

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

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

 

詩人在四川有 「厚祿故人」照顧,生活得以安穩無憂。「高官」當中首推嚴武,他是詩人故友嚴挺之的兒子,比詩人低了一輩,但卻官拜東川節度使。如今,嚴武獲召還朝,當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監修玄宗與肅宗的皇陵,詩人頓失依傍。此詩是詩人送給自己的「 忘年交」,說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難之際需要嚴武這樣文韜武略、滿腹經綸的人材出任要職。希望嚴武一定要克盡職守,不要臨危惜身。同時詩人也表達了自己滯留四川心中惆悵,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終老蜀地,爭取再回朝廷效力。這首五言排律,顯露了詩人求官求隱之間的矛盾。

 

 

 

《聞官兵收河南河北》 

(節錄四句)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本詩作於廣德元年(763年)春天,時杜甫52歲。當年正月史朝義自縊,持續七年多的安史之亂宣告結束。杜甫當時正流寓梓州,聽到這消息,不禁驚喜欲狂,手舞足蹈,衝口唱出這首七律。詩的前半部分寫初聞喜訊的驚喜;後半部分寫詩人手舞足蹈做返鄉的準備,突顯了急於返回故鄉的歡快之情。全詩情感奔放,處處滲透著「喜」字,痛快淋漓地抒發了作者無限喜悅興奮的心情。因此被稱為杜甫「生平第一快詩」,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湧直瀉。後六句都是對偶,但卻明白自然像說話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唐代宗廣德年間九月,吐蕃軍隊東侵,攻佔長安,代宗東逃陜州。十月下旬,郭子儀收復長安。十二月,唐代宗返回京城。同年十二月,吐蕃人又向四川進攻,占領了松州、維州等地。嚴武復為成都尹兼劍南東西川節度使,二度入蜀抗敵。杜甫春初離開梓州(四川三台),攜眷往閬州(四川閬中),沿嘉陵江至渝州(重慶巿),本欲出峽。由於得到這個消息,大喜,三月回到成都草堂。六月即獲薦為節度使署中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官從六品,是詩人一生最高官階,人稱杜甫為杜工部。嚴武整頓軍隊,大破吐蕃。《登樓》作於代宗廣德二年春(764年),詩人五十三歲,詩題取自王粲〈登樓賦〉。此詩乃觸事感時之作,呼喚人才,守土安民,並認為唐代政權是穩固的,不容篡改。

 

 

 

《壯遊》

 

(節錄八句)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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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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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這本是一首五十六韻的長篇五言古詩,僅略短於 《北征》,詩人自傳其生平,也反映了自天寶中葉至大曆前後約二十年的重要歷史事件,是一篇極為珍貴的自傳式史詩。此詩作於大曆元年 (766年)。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是杜甫大曆二年(767年)秋在夔州時所寫,傾訴了詩人長年漂泊、老病孤愁的複雜感情,慷慨激越、動人心絃。

 

首聯中天、風,沙、渚,猿嘯、鳥飛,天造地設,自然成對。不僅上下兩句對,而且還有句中自對,如上句「天」對「風」,「高」對「急」;下句「沙」對「渚」,「白」對「清」,讀來富有節奏感。

 

頷聯集中表現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徵。詩人仰望茫無邊際、蕭蕭而下的木葉,俯視奔流不息、滾滾而來的江水,在寫景的同時,便深沉地抒發了自己的情懷。「無邊」「不盡」,使「蕭蕭」「滾滾」更加形象化,顯示出神入化之筆力。

 

前兩聯極力描寫秋景,直到頸聯,才點出一個 「秋」字。「獨登臺」,則表明詩人是在高處遠眺,這就把眼前景和心中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詩前六句「飛揚震動」,到此處「軟冷」收之,具無限悲涼之意。

 

詩前半寫景,後半抒情,在寫法上各有錯綜之妙。 八句皆對,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又字字皆律。有雲此詩爲古今七言律詩之冠。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這首詩是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杜甫率領全家離開成都時所作。詩中抒發了詩人懷才不遇,半生漂泊的情懷。遼闊的平野、浩蕩的大江、燦爛的星月,正是爲了反襯出詩人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顛連無靠的悽愴心情;樂景寫哀情的手法中,以「湧」字尤奇,而自謙自怪之語,一字一淚,感人至深。

 

 

《南征》

(節錄二句)

 

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這是一首五言律詩,為杜甫大曆四年(769年)春由嶽陽往長沙時所作。此行是想要到衡州(今湖南省衡陽)投靠老友韋之晉。舟開之後,詩人深感自己貧病的境遇,還朝和歸鄉都沒有希望,於是賦此詩以遣懷。全詩語言沉重,流露出濃重的傷感氣息,可見詩人懷鄉憂時的悲苦情懷。

 

 

 

《奉贈盧五丈參謀》

(節錄二句)

 

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本詩寫於769年譚州,亦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詩中談及對帝王期望的幻滅,也回憶在嚴武帳下工作的失意。這兩句詩,對代宗的昏聵,作了極其辛辣的諷刺。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此詩作於大曆五年(770年)杜甫在長沙的時候,是詩人人生最後的一年。安史之亂後,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帶,和流落的宮廷歌唱家李龜年重逢,回憶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第頻繁相見和聽歌的情景。 詩的開首二句是追憶昔日與李龜年的接觸,寄寓詩人對開元初年鼎盛的眷懷;後兩句是對國事凋零,藝人顛沛流離的感慨。僅僅四句卻概括了整個開元時期(713年—741年)的時代滄桑,人生钜變。語極平淡,內涵卻無限豐滿。